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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只生一个”好不好?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这样解释

原标题:“只生一个”到底好不好?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这样解释

  计划生育,特别是年轻一代的朋友,被计划着生育的一代人,可能会嗤之以鼻。

  什么计划生育,还不是骗我们普通老百姓的,原来说只生一个好,现在劳动力不够了,又让我们生第二个,鬼才信你们。

  明明就是当年计划生育搞错了,现在却让我们普通老百姓来买单。凭什么?

  6月13日,全国政协办公厅制作的“委员讲堂”第六期节目在全国政协官方网站等平台播出。本期主讲人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,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党组书记、常务副会长王培安。

  在演讲一开始,王培安做了上述开场白。他说,很多人对计划生育的历史不了解,偏见源于误解,误解源于不了解,不同时期要实行不同生育政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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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培安出生于1958年3月,贵州遵义人。从地方到中央,他前后有过将近20年在卫生和计生部门任职的经历,2000年至2006年担任贵州省原计生委主任,2007年至2013年担任原国家人口计生委副主任,2013年至2018年担任原国家卫计委副主任。

  为什么当年要实行计划生育?

 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,社会趋于稳定,经济得到恢复,医疗卫生条件不断改善,死亡率迅速下降,中国人口以空前的速度持续增长。全国总人口从1949年的5.4亿,迅速增加到了1970年的8.3亿。人口压力在经济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逐步显现。

  1952年至1976年,我国年均增加的固定资产只有200亿,每年只能解决大约200万的新增就业,城市失业问题越来越严重,人均粮食占有量始终徘徊在两三百公斤左右。当时,绝大多数老百姓衣食住行都很困难。

  “年长一些的朋友,比如50后、60后,都有体会,吃饭要粮票,穿衣服要布票,甚至买一盒火柴都要火柴票。人民生活水平极为低下,人均收入增长极为缓慢。”王培安说,当时的状况主要是由于僵化的经济体制和政策失误,但人口增长太快,高素质的人口太少,也是一个很大的制约因素。

  1971年,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,毅然决定全面推行计划生育,计划生育在全国城乡蓬勃开展。刚开始的口号是晚、稀、少,后来变成了一个不少、两个正好、三个多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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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为什么“只生一个好”?

  王培安表示,我国普遍实行计划生育之后,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,人口增长的势头还是很迅猛。

  1978年,全国总人口达到了9.6亿,10亿大关近在眼前。当年,中国的GDP在世界排名是第十,但是人均GDP仅有156美元,排世界倒数第四。人口问题成为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因素。在这种情况下,中央提出在城镇和部分农村实行独生子女政策,到2000年,把全国总人口控制在12亿以内。

  1982年,计划生育被定为我国基本国策,同年新修订的宪法中,有四处提到了计划生育。

  但是,“一胎化政策”的说法是不准确的。

  王培安解释说,我国的生育政策从来不是一刀切,在独生子女政策的大背景下,对城市与农村、汉族与少数民族、人口较少民族与其他少数民族都是区别对待的。实际当时,一孩政策覆盖了全国35%左右的人口,“一孩半”政策覆盖了全国50%左右人口,两孩政策覆盖了全国10%左右人口,剩下的都是多孩政策。(编者注:“一孩半”政策是指部分地区第一个孩子为女孩,可生育第二个孩子。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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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严格计划生育多年,到底带来什么好处?

  王培安说,通过几十年的艰苦努力,我国顺利完成了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历史使命,提前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,从高出生、低死亡、高增长到低出生、低死亡、低增长的巨大转变。计划生育有力促进了经济高速增长,民生持续改善,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坚实基础。

  随着生育率的迅速下降,创造了抚养负担较低、劳动年龄人口充裕,储蓄较高的人口红利期。改革开放政策使人口红利得到了充分挖掘,是我国经济长期快速增长的重要原因。

  据测算,人口红利对1982年至2000年人均GDP的贡献为26.8%,由于生的少,妇女儿童的发展状况大大改善,国民整体素质迅速提高,人民群众的生产和发展状况大大改善,人口对资源环境的压力得到有效缓解。

  反之,如果不实行计划生育,全国总人口会多出4亿多人,人均耕地、粮食、森林、淡水资源等都比目前低20%以上。按照联合国提供的数据,人均碳排放每年3.8吨,少生4亿多人,一年就减排15亿吨,大大减轻了生态的压力。

  同时,中国的计划生育还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到来,树立了我国负责任的、人口大国的良好形象,也为减缓全球人口的增长速度、消除贫困,做出了重大贡献。

  为什么现在要“全面二孩”?

  严格执行独生子女政策之后,从1992年开始,我国的计划生育成绩就已经很明显了,总和生育率下降到了2.1以下,也就是达到了低生育水平。总和生育率过低,将影响人口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。

  “长期这样下去,肯定不行。”王培安说。

  进入新世纪之后,人口过快增长的势头已经得到了有效的控制,人口增长与经济短缺的矛盾淡化了,新的问题又浮出了水面。出生缺陷发生率居高难下,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徘徊,人口老龄化速度加快,人口迁移流动日趋活跃。促进人口均衡发展的历史重任摆在了我们的面前。

  进入新世纪以来,我国的人口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,人口发展的内在动力和外部条件发生了显著变化。

  王培安总结,新时代中国人口的新特征有五个:

  一是人口总量增长的势头明显减弱,育龄妇女数量逐步减少,特别是20到29岁生育旺盛期妇女数量下降的比较快,少生优生成为整个社会生育观念的主流。生育意愿明显降低。

  二是人口总体素质难以适应经济转型发展的需要。面对经济新常态,我国的低成本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。亟待提升人口素质,特别是劳动力素质和技能。

  三是人口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,劳动年龄人口开始减少,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,出生人口性别比长期偏高。

  四是大规模的人口迁移流动,在推动经济增长,缩小地区差距,改变人口分布格局的同时,对社会结构、治理模式、生活形态、观念习俗等,带来全方位的影响。

  五是家庭规模缩小,每个家庭户平均3.1人,传统的养老扶幼,互助互济功能弱化。

  为什么很多育龄夫妇不愿生二胎?

  2016年全面两孩政策开始实行,但并未引发广泛婴儿潮。

  “生出来没人带,养孩子成本高,是最重要的两个原因。”王培安说,根本原因是很多80后90后的生活目标、生活方式、生活观念变了。他们崇尚少生优育,而不是传统的多子多福,除了不愿生、不敢生,还有一种现象是生不好,不孕不育现象比较多,出生缺陷发生率也不低。

  解决这些问题需要补短板,抓重点,强弱项。具体来说,就是加强公共资源的配置,重点满足3岁以下婴幼儿的照护服务需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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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培安呼吁,应落实育龄夫妻依法享有的各项福利待遇和计划生育的免费服务,将计划生育奖励奖、配偶陪产奖纳入生育保险,特别要落实新修订的个税法,依法做好子女教育、赡养老人等支出的扣除,为符合政策生育的家庭提供税收减免。

  同时,还要探索建立女性育儿期的弹性工作制,促进女性平衡家庭和工作之间的关系,保障女性就业权益。

  多生孩子就能解决问题?

  “人口问题的本质是经济问题、发展问题。不是简单的少生几个、多生几个孩子的问题。”王培安说,多生孩子解决不了经济发展问题,也解决不了人口老龄化问题。

  王培安认为,人口老龄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,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。纵观全世界,所有国家进入发达阶段后,都面临老龄化问题。老龄化不是洪水猛兽,通过多生孩子解决老龄化问题是不可能的。

  新中国成立之初,中国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不到40岁,现在平均预期寿命超过了77岁,有史以来,第一次有这么多的民众能够延年益寿,是人类奋斗追求的结果。对社会来说,抚养老人虽有净消耗的一面,但历史地看,这是老年人应得的回报。

  当前,在所有老年人中,年龄相对较轻的老年人占比较大。他建议,应紧紧抓住这个机会,加强制度设计,推进积极老龄化、健康老龄化,要加快完善养老政策措施,健全养老保障养老服务和健康支持体系,解决好失能半失能老人的康复护理等问题。

  近年来,一些地方出现了招工难、用工荒、有人认为,由于缺少劳动力,影响了我国经济的发展。

  王培安认为,虽然劳动年龄人口开始持续减少,但总量仍很庞大,人力资源基础依然雄厚。按照国际口径,15-64岁劳动人口,我国目前还有9.9亿,2030年还有9.5亿,2050年都还有8.2亿。随着科技进步和人工智能的发展,机器人对普通劳动力的替代将不断提高,也就是说,不光现在劳动力比较丰裕,就是再过三、五十年,我国的劳动力数量仍然是比较充裕的。

  劳动力总量过剩,结构性短缺,反映出人口素质与产业结构调整的需求不匹配。欧美发达国家劳动年龄人口约为7.3亿,但经济总量是我们的4倍,劳动生产率是我们的6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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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王培安说,在低生育水平下,中国不能再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低成本优势参与国际竞争。必须转向主要依靠劳动力的质量驱动经济发展,不断提高劳动者素质,提高全要素生产率,变人口大国为人力资本的强国。

  “有人认为,人多可以拉动消费,多生孩子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,实际情况并非如此。”王培安说,我国现有人口近14亿,美国只有3.2亿,但是我国的人均消费能力只有美国的七分之一。

  提高消费对经济发展的支撑,不是靠生孩子实现的。中国不缺人口数量,缺的是具有消费能力的中等收入人口,要拓宽劳动收入渠道,扩大中等收入群体,培育新的消费需求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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